顺滑、弹性和流动：陶寒辰谈OCAT上海馆

展览“环形撞击——录像二十一”布展现场，2021年

受访者：陶寒辰

采访和编辑：黄紫枫

打边炉过去曾做过系列文章“空间论”，希望呈现当时珠三角地区围绕空间所展开的艺术实践、遭遇以及对空间工作的思索。这一系列文章曾于三年前暂告一断落，但在快速问答的来回间勾勒空间轮廓，仍然是我们在讨论一个艺术空间的实践时，非常有效的进入路径，我们也尝试着在今后的工作中，将“空间论”的关注焦点延伸至珠三角以外区域的艺术机构工作中。

在和OCAT上海馆执行总监陶寒辰的对话中，我们便是通过这种短问短答的方式，触及OCAT上海馆不同面向的工作。这些工作日常涉及到一些艺术机构工作的基本方法，亦是一份很实在的机构参照样本：比如沿着一条明确、“顺滑”的工作线索深耕，通过不同的界面梳理回溯，树立机构辨识标签；机构工作并非固态死板而是流动的，需要适时打开机构工作的窗口，吸纳各个面向的声音；将团队推至一线，策动机构员工面向自我发问的主动性和参与积极性；在具体的工作中随机应变、调整判断，甚至是在自身和成果期望值还有差距时，借东风之力，达到一个相对圆满的面貌。

文章发表前经过受访人审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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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个来自对话的关键词

战斗力

推到一线

顺滑的基点

精细化

弹性窗口

节奏感

借力

“砸在手里”

流动

艺术家脾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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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寒辰，2012年于中国美术学院，期间分别获得艺术史学士学位和当代艺术策划硕士学位。2013年入职于OCAT上海馆展览部，2017年起担任OCAT上海馆执行总监。

1、你是什么时候开始OCAT上海馆的工作？

陶寒辰：2013年，我从中国美术学院策展专业毕业后不久就来到OCAT上海馆，最开始是在展览部门。OCAT上海馆那会刚建立，在张培力和黄专老师的带动下，有着基于整个OCAT馆群良好的学术环境基础和明确的发展方向，对我个人而言，来到这里工作，是进入了一个感兴趣的工作环境中。

2、对你而言，机构工作意味着什么？

陶寒辰：艺术机构人员的流动性其实是蛮大的，但我在OCAT上海馆工作了将近十年，机构工作已经成为一件和我个人分不太开的事情了。近十年的时间里，OCAT上海馆对我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工作本身，就像是一个共同成长的过程。在机构帮助了我个人成长的同时，也会去想自己在机构中的主动性，是不是能给它带来一些新的变化。

OCAT上海馆团队合影，2020年

3、研究工作延续性和机构人员流动之间的问题要如何解决？

陶寒辰：研究工作肯定是要靠人来做。人员的变动，的确会导致研究工作的断档，因此我们聘用新员工时会特别考量OCAT上海馆的研究脉络是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，他们在其他研究相关岗位上的工作，也是关注的重点。

4、在动态变化的团队中，如何维系团队凝聚力？

陶寒辰：这方面我们受到馆长张培力老师非常大的影响。他过去在中国美术学院长期担任教师的身份特质，也带入到了机构管理之中。我们的工作氛围挺像一个大学，可以平等地、公开地、自由地讨论很多事情。

和其他美术馆相比，我们馆是一个非常小的团队，把策展和策划的权力放在一个人身上，其实是不太合理的。因此我们鼓励团队内每一个成员，包括实习生在内，提出自己的问题和想法，并一起讨论它的可行性；不希望团队内部形成一个自上而下传达“命令”的路径结构。当每个人都参与到具体的工作中，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达成了共同的认知，会激发出整个团队的潜力和战斗力。

6、你们怎么看待机构团队中个人成长的问题？

陶寒辰：在艺术生态圈里，除了工作的专业性之外，所谓的“曝光度”也是很重要的。近两年来，像“C空间计划”、年度公共教育项目和部分主空间展览，都是由相关部门的同事直接介入整体策划的。这是一个直截了当的过程，当团队成员以策划人的身份参与一个项目，便需要非常直观地审视自己的问题，也会因此加深对工作和自身能动性的理解，以此帮助团队快速的成长和进步。自我学习不仅是面对日常工作而言的，对个人成长都会有很大的帮助；当团队成员把工作转换成自己的事业去做，机构的面貌肯定不会死板又沉闷。策动全员的参与积极性，把团队推到一线，可以让更多人看到其中每一个个体的能力，反过来对机构的稳定性也是有帮助的。

张鼎“高速形式”展览现场，2019年

7、OCAT上海馆建立的展览框架是什么样的？

陶寒辰：每年我们会在艺术家个案研究的基础上，至少做一场艺术家个展或双个展。同时会有针对国内新生代艺术家的项目，从2019年开始我们和卡蒂斯特基金会（KADIST）的合作，在以往现场展览的基础上，增设了艺术家的海外驻留。再者我们会针对当下艺术发展的动态，及国际艺术发展动向中还未被中国观众所关注的方向，去组织一部分的展览。

OCAT上海馆的空间不是很大，运营经费也算不上很多，做不到同时组织几场大型展览。当一场展览需要耗费相当成本的时候，也意味着需要考虑一种精细化的方式，保证展览在展出周期内以完美的状态面对观众。在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，我们也试图打开更多的窗口：2019年迁入新馆后，我们在多功能空间重新启动了“C空间计划”项目，进行一些针对艺术家个案研究展开的小型展览，丰富了整体面貌的多样性。

“C空间计划 | 杨圆圆个展：上海楼”展览现场，2020年

8、“C空间计划”和主展厅都会关注年轻艺术家的个案，这之间的区别在哪里？

陶寒辰：“C空间计划”是一个拥有更高活跃度和弹性的窗口，不再以年龄和创作媒介局限艺术家的发挥。相对而言，目前OCAT上海馆主展厅展览更多是由成熟的、可以稳健地运用自身知识体系作为策略的策划人负责，但“C空间计划”有点像实验场：我们会邀请委托馆内外的年轻策展人和艺术家“共谋”，一个尺度较小的空间或许能够提出更加细腻和新鲜的话题。我们也会倾向于在这里展示艺术家的新作，带来创作的最新面貌，而不是完整的个人话语叙述。

9、在你们对新生代艺术家的关注中，形成了怎样的新的思考？

陶寒辰：最初“OCAT青年艺术家年度项目”的年龄限制是35岁，近两年调整到了45岁。这也是我们在工作过程中的反思，“新生代”的选择，究竟是面向艺术创作阶段，还是说仅仅以一条年龄线作为分界的标准？35岁，从社会意义来说是即将步入中年的阶段，但是在艺术创作的角度未必是这样的。有些艺术家被大家知道得没有那么早，但艺术语言非常新鲜，当年纪过了标准还能不能算是新生代艺术家？因此，我们调整标准是希望可以面向更多处于创作状态上升阶段的艺术家，与近几年间保持创作活跃度的群体建立关系。

“王长存：逻辑的感觉”和“朱昶全：一个动作的历史”双个展展览现场，2018年

10、对于OCAT上海馆来说，一个明确的工作视野意味着什么？

陶寒辰：OCAT上海馆在2012年成立时，便确定以媒体艺术和建筑设计为主要学术方向，也成为全国首家专注于此的非营利艺术机构，在这个脉络上的集中关注会让我们的工作具体很多。具体有具体的好处，但也有难处：好处可能在于“顺滑”，我们可以稳固的坚持在一个明确的方向上工作，沿着这一条脉络去树立起OCAT上海馆的标签和特色；同样它有局限性，一定程度会影响到更广泛的大众参与度。

11、在一个细微的切口上，如何做出自身工作的丰富性？

陶寒辰：刚建馆的几年是一个奠定基础的阶段，主要在学术框架内选择一些艺术史范围内被广泛讨论的艺术家，同时围绕新生代艺术家所面临的尖锐问题展开展览模式。逐步我们在具体的工作触及到了更多的问题，比如“媒体艺术”本身的范畴定位在哪里？越来越多“Z世代”艺术家他们都在做些什么？所以近几年的“OCAT青年艺术家年度项目”，我们邀请各层级不同的提名人，将他们所了解的青年艺术家带入到我们的视野内。这个有点像“海选”的过程，让我们涉及到了很多过去未曾触及到的领域，也打破了一些选择惯性。这不仅丰富了我们的工作资料库，也会进一步促使我们去考虑媒体艺术的发展趋势的变化。

12、在不断变化的工作框架中，你们如何树立自身的判断标准及其应变力？

陶寒辰：判断和个体知识的更新是有关系的。我们需要不断地去更新内部的资料库，同时与国内外优秀的艺术机构、学者、艺术家和策展人保持紧密的关系。个人知识体系势必存在局限性，而积极的交流，哪怕是日常聊天，都可能会激发出新的思路，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会影响我们对未来几年工作方向的判断。事物本身就是在不断变化的，10年前和在今天语境下对同一个词汇的讨论，所生产的内容结果都会完全不一样的。

OCAT上海馆阅读角

13、你们的内部资料库是如何建立的？又会以什么样的形态面向观众？

陶寒辰：基于互联网的知识更新以外，我们每年会结合展览和研究工作的线索去采购馆藏书籍，同时收纳一些我们持续关注方向的最新出版物，比如说去年重点采购了杜塞尔多夫学派的相关书籍。面向观众时，我们则主要以展览线索去组织书目提供给观众阅读；OCAT上海馆序厅的“阅读角”实际上实现了“流动图书馆”的功能，每2、3周就会更替一次书目，辅助观众结合展览更立体地去了解艺术家和作品。在这些小细节中，体现我们的变化和活力。

“自由联接 2020 OCAT x KADIST 青年媒体艺术家展览”展览现场，2020年

14、更新除了带来新工作的展开，是否会导向“撤退”？

陶寒辰：我们今年连续做了两场和早期录像艺术研究有关的展览，同时也发现经过几年对于录像艺术的梳理，在目前这个时间阶段，对于国内早期录像艺术的创作面貌展现已经相对全面了，未来两年可能会先“缓一缓”。

15、你们如何考虑一个项目的“暂缓”和“开发”？

陶寒辰：我想我们对录像艺术的研究和关注并不会停止，只是不会像过去那样集中性地输出，希望在这个部分先沉淀一下。搁置和开发，以及这之间的节奏感，都是需要特别慎重对待的事情，我们也在考虑自己的工作是否会带来一些导向性的影响，并不是说受到时机和大环境变化的影响，因为从来就不会有一个所谓“绝对合适”的时机。不过在我们面向自身工作的前提下，会判断什么时候做输出是恰当的。接下来可能会针对一些不同的媒体艺术语言，看看是不是可以提出一些新的见解，为媒体艺术带来新的感观。通过我们自主性的工作带动大家对于媒体艺术的认知变化，也是体现我们工作价值的一个面向。

“重新聚焦媒介：东亚录像艺术的兴起”展览现场，2020年

16、在你们的工作中，技术处于什么样的位置?

陶寒辰：技术是非常重要且紧迫的问题，特别是在媒体艺术领域，没有技术的话，很难支撑内容的呈现。OCAT上海馆的技术硬件并不是最好、最先进的，但我们会想各种各样的办法进行补充。所幸上海媒体艺术的活跃度很高，也不乏专业的技术支持伙伴，整个城市在艺术行业链条上的完整度，可以弥补一些我们自身的不足。我们馆没有设置一个专门应对技术工作的岗位，不过要求每一位成员都需要具备相应的技术背景或学习能力，这会让我们的工作更加扎实。

安东尼·蒙塔达斯，《跨文化电视》，1987年，37分，DVD NTSC制式，彩色，声音，图片致谢艺术家，OCAT上海馆2020藏

17、馆藏上要如何应对技术更迭的问题？

陶寒辰：我们的馆藏作品基本上都是数字文件，目前来说，还没有遇到播放适应性接口的问题，作品的载体可能就是一个硬盘。而且艺术家提供的收藏、展示版本都很专业，可以适用不同设备，所有东西都是随时可以再输出的。

张鼎《高速形式#5》，2019年，数字图形、艺术微喷、铝板装裱，150.4 (H) x 200.4 (W) x 5 (L) cm，图片致谢张鼎工作室，OCAT上海馆2020年藏

18、你们的收藏线索是什么？

陶寒辰：目前大部分的馆藏还是OCAT上海馆过往合作艺术家的作品。收藏一方面要考虑到作品的代表性，另一方面还要结合实际情况，权衡我们的能力去决定收藏怎样的作品。这当中有着各方面的考虑，有些时候也会抱着“砸在”自己手里的态度，去收藏一些我们认可其艺术价值的作品。

OCAT上海馆2020年度的公共教育项目“影像的分野”，活动现场

19、讲座等公教活动，与展览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？

陶寒辰：讲座没有那么视觉化，无法带来满足拍照意图的观赏性，更需要观众在几小时的时间段安静地吸收和思考。OCAT上海馆是集中通过媒体艺术和建筑媒介去呈现当代艺术，但是当代艺术背后的知识体系是庞杂且开放的，可以纳入不同学科、不同专业的声音。展览相对固化的模式无法在空间现场展开呈现各个部分的学科讨论，公教讲座既然是作为展览现场之外的知识补充，它能够更广泛、更灵活，甚至更民主一些。讲座形式的本身，便是一个直接对话的过程，可以触及很多在展览空间内无法直接回应的话题，延伸整个展览的结构。

20、一场讲座，会如何成为你们工作脉络中的一部分？

陶寒辰：所有的讲座，都会以文字的形式整理出来并公开。一场讲座，能来到现场的听众也就是四、五十人，网络直播参与者的数量会多一些，但基本上也是一次性的。有了文本的梳理，讨论的内容就可以永久保存下去，方便对内容感兴趣的人回顾。我们也会对历年公教活动做一个整理，尽可能遵循现场对话的逻辑顺序，将一些过程中产生的思想结果组织成文本，以纸质书的形式保留。

《扩频Amplifier——OCAT上海馆媒体艺术专号》是由OCAT上海馆发起的、以媒体艺术研究为学术方向的中英双语电子期刊。期刊将以OCAT上海馆官方网站及微信公众号为主要发布平台，每年两期，每期以专题形式聚焦媒体艺术的某一特定问题领域，首期刊物以“亚洲媒体艺术”为专题，计划于2021年上线。

21、2020年年末，OCAT上海馆发起了《扩频Amplifier——OCAT上海馆媒体艺术专号》（后文简称《扩频Amplifier》），为什么选择电子期刊作为承载内容的形式?

陶寒辰：相较于纸质刊物而言，电子期刊灵活性更大，成本更低，流通范围更广。我们向许多国内外许多学者发出了约稿的邀请，也收到了许多作者自发的投稿；需要考虑刊物在不同地区的适应性，电子期刊目前是更适合我们的载体。

22、《扩频Amplifier》的编辑立场是什么？

陶寒辰：《扩频Amplifier》最核心的立场是在媒体艺术作为研究方向的基础上，通过组稿尽可能独立地延展地域、群体、媒介语言等研究问题的深度，建立文章面向的多样性。同时，《扩频Amplifier》内容中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收纳OCAT馆群内部的研究，呼应多样化的外部讨论。

23、《扩频Amplifier》要怎么应对网络页面可能出现的失效问题？

陶寒辰：失效不仅存在于网络的，任何媒介都要面对失效的问题。我们肯定是希望《扩频Amplifier》能够长期、持续、有效地做下去，并不排除未来在合适的时候将它转化为实体化纸质书的可能性，但谁都没有办法保证，做几年就消失不见的刊物太常见了，哪怕是换一个主编，都有可能影响到整份刊物的调性和方向。对于我们这样小型团队的机构而言，去做一个研究性刊物，编辑和组稿的确是需要非常专业知识且耗心耗力的事情。为此我们邀请了学者宫林林作为《扩频Amplifier》的特约编辑和我们一起工作。

24、你如何看待一个人会对一件具体事情、甚至一个机构产生如此大波动的现象？

陶寒辰：因为一个人的来去，导致机构发生剧变的现象太普遍了。要保证机构变化在“可控”的范围内，关键是要去建立自身工作的独立标准和基点，OCAT上海馆一直坚持着在黄专老师最初定下的脉络展开工作，并且当我们所做的事情、提出的问题是面向自己实际的工作内容，从我们日常的讨论中发展而来的时候，才能不断地实现更新继而拓展工作的面向。

滑动查看OCAT上海馆历年出版物

25、创立一份刊物，是否意味着建立话语权的一次尝试？

陶寒辰：我认为用影响力这一词会更加合适，话语权背后是一种权力关系，我们希望建立的不是权威，而是组织自己具体的观点、标准和工作方式，以此形成一定的影响力。但其前提不是为了获得认可与赞扬，而是将《扩频Amplifier》作为一个界面，传达我们独立的声音。

如果把OCAT上海馆比喻成一个人，它的性格更像是一个艺术家，在自己态度立场上进行展示，不那么在意别人怎么看待我们的表达，更不希望固定关于这个立场的论述。当代艺术在中国的发生不过短短40年，我认为还不到可以进行全面历史总结的时候；现在就急着去回应、声明自己在这里的位置，为时过早。我们不是权威，只是历史的参与者，我们的工作只能说是记录而已。

*文中用图，由OCAT上海馆提供，版权归OCAT上海馆和艺术家所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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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间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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